条文内容

第四百二十一条 战时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罪名精析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战时违抗命令罪及其处罚的规定。

构成本罪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在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这里规定的“违抗命令”，是指故意违背上级的命令，不按照命令的具体要求，错误地执行或者拒不执行命令的行为。这里规定的“战时”，在本法第四百五十一条已有具体规定，即：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只有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才能保证统一行动，保证战斗的胜利。尤其是在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往往给作战造成危害。因而本条规定，在战时违抗命令是构成本罪的重要条件。

(二)这种行为对作战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如由于行为人违抗命令的行为，扰乱了作战的部署，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造成战斗失利，影响了作战顺利进行或作战中重大任务的完成或者给部队造成了较大损失等情况。如果行为人违抗命令的行为没有对作战造成危害，则不能构成本罪，可以根据情况按照其他规定或者违反军纪处理。

(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是故意违抗，而是由于没有及时接到命令或者由于对命令发生误解而没有正确执行命令的，不能构成本罪。

本条规定，对于战时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里规定的“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是指造成我军人员的严重伤亡、物质的严重损失，甚至整个战斗、战役失利等严重后果的。

 

构成要件

一、概念

战时违抗命令罪，是指军人在战时故意违抗上级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

二、战时违抗命令罪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作战指挥秩序。作战指挥秩序要求全体参战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我军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执行命令，是我军克敌制胜、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兵种协同作战，参战人员众多，武器装备繁杂，战机千变万化，更要求每一名参战人员务必严格执行命令。为此，《内务条令》第12条专门把 “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规定为军人誓言的重要内容；第59条规定“部属、下级必须服从首长、上级”；第60条规定“部属对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使得首长的指挥意图无法实现，导致作战指挥失灵，妨害部队的统一行为，将给作战造成严重危害。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战时违抗作战命令，并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鉴于平时违抗命令与战时违抗命令的危害程度有重大区别，而且平时违抗命令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容易被预见的控制，因此不宜将平时违抗命令的行为与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同等看待，都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本条规定违抗命令的行为只要发生在战时即可构成犯罪。在和平时期违抗上级某项命令，一般按军纪处理，不构成本罪。

作战命令，是指上级在职权范围内对下级、部属下达的必须执行的关于作战的命令、指示等。如兵力集结时间、地点、火力配属，攻击方案，战斗梯队安排，撤出战斗等有关作战准备、作战实施的具体问题。如果首长违背自己的职责，滥用权力，以“命令”的方式向部属提出不正当的要求，部属在根据《内务条令》的规定按级或者越级提出意见的同时，没有按照其要求去做，不是违抗命令。

违抗命令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公然违背并抗拒执行命令，包括拒绝接受命令，在执行命令中拒绝按照命令的具体要求去行动等。其具体表现形式因命令的实际内容而有所不同，可分为不作为和作为两类。不作为的违抗命令在实践中较为常见，如不服从调遣，拒不接受上级部属的任务，该发起进攻而拒不前进，该撤出阵地而拒不撤退等。作为的违抗命令也可能发生，如执行潜伏任务时擅自主动攻击敌人，进攻敌人时擅自改变攻击目标等。这些违抗命令的行为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没有执行命令。

战时违抗命令，只有对作战造成危害时才构成犯罪。对作战造成危害主要是指，造成战斗、战役失利；干扰了作战部署，贻误了战机或动摇了首长的战斗决心；暴露了我军作战意图，给敌人可乘之机，造成部队较大损失等。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不论是作为违纪还是犯罪，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这种社会危害性直接表现为对作战造成危害，因为战时的命令反映了作战的客观需 要，违抗命令必然妨害命令的贯彻实施，最终危害作战，所以对作战造成危害是战时违抗命令行为的必然结果。只是这种危害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案而异，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也有的是潜在的、抽象的。不可能存在战时违抗命令而对作战没有造成危害的情况，否则也就完全没有理由把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作为违纪行为严令禁止。在少数情况下，可能出现因执行上级命令而对作战利益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况，对此，应由发布命令者承担责任，执行命令者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是与作战命令发布者有隶属关系的下级军职人员。也就是说命令发布者为上级，命令承受者为下级。这种上下级关系的确立，主要是通过正式的任职、授权命令，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根据某些条令、条例确定。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第12条规定：“在执行作战、抢险救灾等紧急任务时，上级首长有权暂时免去违抗命令、不履行职责或不称职的所属军官的职务，并可以临时指派其他军人代理”。经正式任职的上级和执行紧急任务时的军官“代理”人，有权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作战命令，因此，在违抗命令的行为人与该命令的发布人之间，行政职务上必须有隶属关系，行为人有义务执行该命令。这种隶属关系既可以是直接的隶属关系，即违抗命令的行为人是下达命令的首长的直接部属，也可以是越级的隶属关系，即违抗命令的行为人是下达命令的首长的下级部属。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上级关于作战问题的命令，却故意予以违抗。其动机，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还有的是对上级不满，以违抗命令发泄私愤，也有的是基于狭隘的杀敌复仇心理，不顾全大局、轻举妄动等。不论具体动机如何，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战场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如果军人在执行命令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或者命令的内容与客观实际不符，原封不动地执行该命令会造成严重后果，而又来不及或者无法请示报告时，根据《内务条令》的规定，部属根据首长和上级总的意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地果断行事，坚决完成任务，事后迅速向首长报告。这种情况虽然部属没有执行原命令，但不能认定其有违抗命令的主观故意。

 

认定要义

一、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不是故意违抗作战命令，而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行为人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的，或是执行错误命令而导致战斗失利的，或者违抗的是上级与作战无关的指示的，不构成违抗作战命令罪。

二、区分违抗作战命令罪与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的界限

违抗作战命令的行为，有时与阻碍指挥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是：

1.前者侵害的对象是上级首长或者指挥人员的命令、指示，后者侵害的对象则是指挥人员或值班、值勤人员本身。

2.前者一般由不作为的行为构成，后者则是一种积极作为的犯罪行为。

3.前者只要有不执行命令的消极行为，并且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即构成犯罪，后者则要求行为人在客观方面采取了暴力、威胁手段。

4.前者只能发生在战时，后者既可发生在战时，又可以发生在平时。

三、区分本罪与战时临阵脱逃罪的界限

从广义上讲，军人在接受作战任务后临阵脱逃的，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抗作战命令行为。但在定罪时，要严格把握两者的界限。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战时违抗命令罪侵害的是作战指挥秩序，而战时临阵脱逃罪侵害的是军人参战秩序。

2.战时违抗命令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并抗拒执行命令，其行为一般发生在接受上级命令时，行为人公然抗拒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并不需要采取脱离岗位的方式，而战时临阵脱逃罪表现为脱离岗位逃避参加作战，其行为一般发生在已受领了具体的作战任务后，而且必须表现为脱离岗位。

3.犯罪的目的不同，战时违抗命令罪是为了达到不执行命令的目的，而战时临阵脱逃罪是为了达到不参加作战的目的。

在具体案件中，战时违抗命令的行为与战时临阵脱逃的行为可能出现犯罪竞合的现象，即以临阵脱逃的方式抗拒执行上级的命令。虽然战时违抗命令罪与战时临阵脱逃罪的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但战时违抗命令罪的法定最低刑是3年有期徒刑，比战时临阵脱逃罪的法定最低刑要重，所以应按战时违抗命令罪论处。

四、区分本罪与投降罪的界限

战时违抗命令罪与投降罪都是发生在战时的故意犯罪，而且投降敌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违抗命令的因素，在定罪上可能发生混淆。其区别主要以下几点：

1.犯罪客体不同，战时违抗命令罪所侵害的是作战指挥秩序，而投降罪侵害的是国防安全秩序和军人参战秩序。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战时违抗命令罪表现为违背并抗拒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并不一定必须在面临敌人时，而投降罪表现为自动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所以必须是在面临敌人时。

3.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这两种犯罪虽然都是故意犯罪，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同，战时违抗命令罪是为了不执行上级命令，而投降罪是为了保全性命。

在具体案件中，战时违抗命令罪与投降罪可能出现犯罪竞合的现象，即行为人是在拒不执行命令的同时向敌人投降。对这种情况一般应按处理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以较重的罪名，即战时违抗命令罪论处。

五、区分本罪与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的界限

战时违抗命令罪和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在行为的客观表现上有时很相似，侵害的直接客体也有相同之处，在定罪上可能发生混淆。其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战时违抗命令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是作战指挥秩序，而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侵害的是指挥和值班、值勤秩序。

2.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战时违抗命令罪以违背并抗拒执行上级命令为特征，而且这种行为只能发生在战时，但并不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属于行为犯，而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则以擅自离开正在履行职责的岗位，或者在履行职责的岗位上不履行职责及不正确履行职责为特征，这种行为并不一定发生在战时，但必须造成了严重后果，属于结果犯。

3.犯罪主体上，战时违抗命令罪是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一般主体，即所有军人，而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是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一种特殊主体，即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

4.战时违抗命令罪是出于故意，而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是出于过失。

 

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军人违反职责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2013年３月28日施行 政检〔2013〕1号）

第一条 战时违抗命令罪是指战时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

违抗命令，是指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违背、抗拒首长、上级职权范围内的命令，包括拒绝接受命令、拒不执行命令，或者不按照命令的具体要求行动等。

战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一） 扰乱作战部署或者贻误战机的；

（二） 造成作战任务不能完成或者迟缓完成的；

（三） 造成我方人员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二人以上，或者轻伤三人以上的；

（四） 造成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用物资损毁，直接影响作战任务完成的；

（五） 对作战造成其他危害的。

……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涉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的案件。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中的“违反职责”，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所规定的军人职责，包括军人的共同职责，士兵、军官和首长的一般职责，各类主管人员和其他从事专门工作的军人的专业职责等。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有关犯罪数额“不满”，是指已达到该数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管理活动或者为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费用等。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武器装备”，是实施和保障军事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军用物资”，是除武器装备以外专供武装力量使用的各种物资的统称，包括装备器材、军需物资、医疗物资、油料物资、营房物资等。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中财物价值和损失的确定，由部队驻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指定的价格事务机构进行估价。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用物资的价值和损失，由部队军以上单位的主管部门确定；有条件的，也可以由部队驻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指定的价格事务机构进行估价。

 

量刑标准

依照《》第421条规定：

1.犯战时违抗命令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条中的“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是加重处罚情节，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造成我军人员重大伤亡；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严重损失；甚至战斗、战役失利等情形。

本条规定了两个量刑幅度，法定最低刑期是3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在审理案件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节，区别对待，恰当量刑。

 

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军人违反职责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2013年3月28日施行 政检〔2013〕1号）

战时违抗命令罪是指战时违抗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 

违抗命令，是指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违背、抗拒首长、上级职权范围内的命令，包括拒绝接受命令、拒不执行命令，或者不按照命令的具体要求行动等。 

战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一)扰乱作战部署或者贻误战机的；

(二)造成作战任务不能完成或者迟缓完成的；

(三)造成我方人员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二人以上，或者轻伤三人以上的；

(四)造成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用物资损毁，直接影响作战任务完成的；

(五)对作战造成其他危害的。 

……  

 

证据规格

第四百二十一条 证据规格

犯罪主体证据标准

一 、自然人

（一）证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公诉证据标准

证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公诉证据有:

1.个人身份证据

（1）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

（2）户口簿、微机户口卡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等；

（3）个人履历表或入学、入伍、招工、招干等登记表；

（4）医院出生证明；

（5）、被告人的供述；

（6）有关人员，（如亲属、邻居等）关于犯罪嫌疑、被告人情况的证言。

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自然人的姓名（曾用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民族、籍贯、出生地、职业、住所地等情况。

2.前科证据

（1)刑事判决书、裁定书；

（2)释放证明书、证明书；

（3)不起诉决定书；

（4)行政处罚决定书；

（5)其他证明材料。

（二）收集、审查、判断自然人犯罪主体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1.居民身份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文件的核实对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如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情况的，可根据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的，应向证明身份文件上标明的原出具机关予以核实，原机关已撤销或者变更导致无法核实的，应向有权主管机关核查，经核查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原用人单位调取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应按其绰号或自报情况起诉，并在起诉书中注明，被告人自报姓名可能造成损害他人名誉、败坏道德风俗等不良影响的，可以对被告人进行编号并按编号制作起诉书，同时在起诉书中附具被告人的照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提取的法定书证（户口簿、身份证等）所记载的个人情况不真实，但没有证据证明的，应以法定书证为准。

对于年龄有争议的，一般以户籍登记文件为准，出生原始记录证明户籍登记确有错误的，可以根据原始记录等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对年龄有争议，又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骨龄鉴定法”，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其他证据包括: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生时间、年龄的证言，如接生人、邻居、亲友等，个人履历表或入学、入伍、招工、招干等登记表中有关年龄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时系年满十六周岁（或十四周岁，如果罪行严重可能判处死刑的要收集其行为时是否年满十八周岁）、具有相应的自然人，符合犯罪的主体要件。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亲友通过伪造、变造身份证明以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年龄的情况，可能影响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认定，对此要努力收集上述各项证据，由此判明其真实年龄，同时，要注意发现身份证明上是否有涂改的痕迹，必要时进行文证痕迹鉴定以甄别真伪。

2.国籍的认定

审查起诉犯罪案件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国籍，外国人的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证明，对于没有护照的，可根据边民证认定其国籍，此外，根据有关国家有权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附有我国司法机关的《委托函》或者能够证明该证据取证合法的证明材料）也可以认定其国籍，国籍不明的，可商请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或者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协助查明，无法查明国籍的，以无国籍人论，无国籍人按外国人对待。

3.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言行举止反映其可能患有精神性疾病的，应当尽量收集能够证明其精神状况的证据，证言可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经查，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精神性疾病可能性的，应当作司法精神病鉴定。

二、特殊主体

(一) 证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公诉证据标准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性质

（1） 机关、人民团体法人代码、资产登记表等；

（2）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

（3）其他证明犯罪对象系公共财物、 国有财物或本单位财物的证明材料如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证明。

2.证明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证据

（1）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如实际经营者、财务主管、 会计人员等) 的职务身份的证据包括人事部门或组织部门的任职证明 (包括任职时间、职务、 职责)、国家公务员登记表、职工登记表、技术等级证等；

（2）职责证明: ①依法从事公务人员从事公务的法律依据如有关单位出具的委派其从事公务或委托其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证明包括任命书、推荐书、协议书、合同、批示、批复、会议记录等材料 ②规定从事公务活动范围的公司章程 ③实际履行职责情况的相应证据；

3.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身份的证据参照 “自然人”的有关规定。

 

犯罪客体公诉证据标准

一、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具备以下特征:

1.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即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此种社会关系为刑法所保护，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则体现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十类社会关系；

3.此种社会关系遭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公诉证据标准中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指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直接客体，同类客体一般只具有分类上的意义。

在证明犯罪行为侵害的犯罪客体过程中，要严格区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或事物，在刑事立法技术上，通过对犯罪对象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对犯罪现象进行了分类，但两者又有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犯罪对象反映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一般可以直接感知，犯罪客体表现的是行为的内在本质，要通过人的认识、思维才能把握；

2.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的选择要件，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犯罪必然侵害犯罪客体，却不一定侵害犯罪对象；

3.犯罪客体是犯罪分类标准，犯罪对象则不是，反之，犯罪对象相同，则犯罪客体不一定相同。

二、犯罪客体公诉证据标准

犯罪客体公诉证据，一般应当包括以下两个主要部分:

（一）法律依据方面的证据

法律保护此种社会关系不受非法侵害一般通过立法明文的方式予以规定，在我国有两种主要方法:

1.刑法明文保护、禁止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

2.通过其他法律中关于“法律责任”，部分达到与刑法的必要衔接，如海关法、公司法等。

（二）侵害行为方面的证据

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犯罪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三个方面由于此种证据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相重叠，且千差万别，此处不予细述。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危害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并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

实践中要注意，犯罪客体证据主要通过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予以说明，但是从逻辑上两者是一种包容关系，不应将两者简单等同。

 

犯罪主观方面公诉证据标准

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时对危害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与过失。

一、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一般方法

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知能力对犯罪环境、目标的选择等方面做出综合评价，犯罪主观方面，是司法人员应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规律，对行为人主观心态做出的法律评价，犯罪主观方面直接影响着犯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行为的性质划分、刑罚处罚的档次，由于它主要来源于司法认知，且无明确的证明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工作的难点，单纯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现象比较普遍，近年来，伴随着打击犯罪经验的不断积累，才逐渐出现了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通过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于非法收购的“明知”，的认定规定了客观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了客观依据。

二、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则

在认定主观方面过程中，要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证明主观方面的内容必须具有连贯性

要以“证据证明的案件的起因、发生、发展和结局”，来认定故意、过失和意外事件尤其对于案件，要结合行为人的分工、实施的具体行为等，正确认定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界定组织领导者、首要分子、、、胁从犯和教唆犯等。

（二）对于主观方面的认识标准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主观认知内容，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和说明，避免主观归罪，也要防止客观归罪。

三、认定“明知”的证据标准

“明知”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对行为事实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的认识。

认定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一般而言对于“明知”，的认定，应当通过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情况的审查，实施侵害行为的时机、目标选择，对危害后果的处置等加以综合确认，在运用证据种类方面，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意图的书证，以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中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证据加以证明。

实践中，对于常见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犯罪主观方面一般比较易于认定，这种认识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常理性认识，即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范畴，一般只要具有违法性认识即可，对于特定案件，需要特定的违法性认识，但是随着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的发展，犯罪分工越来越细，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增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趋向于客观标准，即“推定明知”，“推定明知”，一般采用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

 

影响定罪量刑情节的公诉证据标准

一、法定情节

（一）证明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能够证明被教唆人未满十八周岁的相关证据；

3.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相关证据。

（二）证明累犯的证据

1.行为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释放证明、假释证明、证明、监外执行证明、赦免证明等；

2.行为人因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事实。

（三）证明中止犯罪且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四）证明中止犯罪.且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五）证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证据

户籍资料与证明年龄有关的证人证言、书证等。

（六）证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七）证明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八）证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等案发材料；

2.有关检举揭发材料及其他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重大贡献的相关证据等。

（九）证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证人证言等。

（十）证明从犯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3.被害人陈述；

4.目击证人证言等。

（十一）证明自首且犯罪较轻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证人证言；

４.证明犯罪结果的鉴定意见等。

（十二）证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证据

精神病鉴定意见及相关证人证言等

（十三）证明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查获的作案工具；

5.现场勘查笔录；

6.相关鉴定意见等。

（十四）证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教唆人供述或者证言；

3.被害人陈述等。

（十五）证明自首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

2.公安机关和相关组织接受投案、报案的受案笔录；

3.公安机关的抓获经过说明、破案报告、侦查人员证言；

4.陪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投案的亲友的证言等；

5.被害人陈述。

（十六）证明有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3.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有关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证明材料；

2.有关组织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突出表现的证明材料等。

（十七）证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2.根据检举揭发得以侦破重大案件的证明材料；

3.有关机关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证明材料等。

（十八）证明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证据

1.户籍资料；

2.相关鉴定意见；

3.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4.知情人证言等。

（十九）证明犯罪预备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查获的作案工具等。

二、酌定情节

（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退赃情况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或要求家属帮助退赃的亲笔信函；

2.亲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退赃的证言；

3.有关部门出具的犯罪嫌疑人退赃是否积极的证明；

4.扣押物品清单等相关书证；

5.司法机关向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返赃的笔录。

（二）证明被害人有过错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或知情人证言；

4.能够证实被害人有过错的有关物证、书证或鉴定意见等在认定被害人有无过错时应当注意排除涉及正当防卫的情节。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一贯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口供是否具有一贯性，是否坦白，是否避重就轻；

2.相关部门或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3.相关部门出具的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积极认罪悔罪表现的证明材料；

4.有关组织出具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证明材料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在每个案件中都应予以体现。

（四）证明对被害人损害赔偿情况的证据

1.被害人陈述；

2.被害人亲属或其他知情人证言；

3.证明履行赔偿情况的调解协议、收条等相关书证；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要求给予被害人赔偿的供述及亲笔信函等。

（五）证明犯罪行为造成其他社会危害的证据

1.相关证人或知情人的证言；

2.有关部门出具的关于犯罪对象的特殊性或社会危害程度的证明；

3.其他危害结果的证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