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思路和要点】

这个案件的辩护思路是无罪辩护，辩护工作的核心是化解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本案是由于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出现资金问题，成为问题楼盘，政府介入的维稳案件。案件争取到侦查阶段直接释放，主要是通过推动化解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

 

【基本案情】

2014年底，为解决公司资金周转困境，A市方圆房地产有限公司（梅某某的家族企业）以几个个人名义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公司开发的商铺，并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总额600多万元，交易的多间商铺作为贷款的抵押担保。申请贷款时及案发前，抵押物的变现价值完全足以覆盖当下的贷款本息，银行的涉案贷款不存在债权无法回收的风险。贷款后，借款人一直按时偿还贷款本息，从未出现逾期。截至案发前，未到期的贷款本息约87万元。

辩护人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经会见梅某某以及与家属沟通了解得知，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梅某某主要为了给梅某某家族企业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解决几个问题楼盘的维稳问题。了解到案发原因及分析与梅某某相关的银行贷款的情况，辩护人认为，几个个人向银行申请的涉案贷款，并未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也没有危害金融管理秩序，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在这个案件中，公司开发的楼盘成为问题楼盘，政府有维稳的压力，公安机关立案的原因是为了给企业施加压力，配合政府解决问题楼盘的维稳问题。所以，在刑事拘留的一个月时间里，律师工作的重点，从与办案机关沟通法律意见，转为协助公司和家属化解社会矛盾，配合政府解决问题楼盘的维稳问题。

最终，这个案件争取到未移交审查批捕直接释放，最终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

 

【侦查机关指控】

侦查机关的指控思路是，公司以几个个人名义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公司开发的商铺，并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总额约600多万元，用于公司经营。表面上是房屋买卖，实质上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故涉嫌骗取贷款罪。

 

【辩护思路】

该案的核心辩护思路是没有危害金融安全，因为本案是在《修正案（十一）》之前立案侦查的，所以辩护人向办案机关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1]刑他字第53号《关于被告人陈岩骗取贷款请示一案的批复》，以此来论证骗取贷款罪虽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应以危害金融安全为要件。

一、梅某某所在公司向银行贷款的行为未危害金融管理秩序，不宜认定梅某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一）涉案贷款均有抵押担保，且抵押物变现价值完全足以覆盖贷款本息，银行不存在无法回收债权的风险

梅某某所在公司以其他几个人的名义与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公司开发的商铺，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总额约600多万元，目的是为解决公司资金周转困境，同时均以商铺作为贷款抵押担保。也就是说，抵押物的变现价值大于贷款本息，银行的债权完全可以实现。

（二）涉案贷款从未出现不良，借款人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

贷款后，借款人一直按时偿还贷款本息，从未出现逾期，该贷款也未被银行列入不良贷款，也不存在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催收的情况。截至目前，未到期的贷款本息约87万元。借款人有能力一次性提前还清剩余未到期的全部贷款本息。

综上所述，涉案贷款的抵押物足以保障银行债权的完全实现，且借款人也一直按时还本付息，并未造成银行实际损失，没有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故此，不宜认定梅某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方圆公司四个问题楼盘基本上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一） S镇旭日1号、2号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21日，项目的现场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在办理验收手续。已通过质监初验、规划验收、绿化验收、供电验收、供水验收、人防验收，待消防验收报告出具后，即可办理最后综合竣工备案验收。通过竣工验收后，可正式为小业主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项目公司向S镇政府承诺，尽可能在2020年12月30日前进入综合竣工备案验收。

（二）S镇旭日3号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21日，项目的现场工程已基本完成，正进行部分消防收尾整改工作。目前验收手续也同步进行，已通过绿化验收、供水、供电验收、光纤、电梯验收。项目公司向S镇政府承诺，尽可能在2021年3月30日前进入综合竣工备案验收。

（三）S镇旭日4号项目

该项目后期工程由仲路公司全带资建设，截至2020年12月21日，项目的现场工程已基本完成，消防、人防、供电工程、园建绿化正在整改完善中。目前过桩与基础已验收，正在推进主体验收、规划验收。项目公司向S镇政府承诺，尽可能在2021年6月30日前进入综合竣工备案验收。

三、对梅某某应当适用“六稳”“六保”的刑事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7月22日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求企业等借款人。对于借款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贷款过程中虽有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实际损失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本案中，梅某某所在的公司通过几个个人在申请涉案银行按揭贷款时，虽存在违规行为，但自贷款发放后，借款人一直按时还本付息，银行并未将涉案贷款列为不良贷款，也未对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依据该规定，不宜认定梅某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侦查机关观点】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直接释放梅某某，并最终撤销案件。

 

【办案总结】

2010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强调各地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公正廉洁文明司法，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能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维护稳定。

对“化解社会矛盾”这种提法，有一种误解，认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路已经过时。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办案的三个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已经内化于办案人员的思维模式当中。甚至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办案人员对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法律效果。

站在刑法理论角度来考察，强调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要着力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得到预防刑法理论的支撑。即便是从办案人员自身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办案人员也没有理由不重视案件背后社会矛盾的化解。

因此，对于而言，不是去考虑“化解社会矛盾”到底有没有用，而是思考如何在辩护过程中“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如何进一步说服办案人员，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更好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刑事辩护中“化解社会矛盾”，律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理清案发原因，找到着手点；二是争取被害人谅解；三是适时退赃退赔。

一、理清案发原因

笔者这里所谈的案发原因，不是指这个犯罪为什么会发生，而是指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被发现，被立案侦查。

每一个刑事案件的案发，背后都会有原因，比如说强奸案是因为被害人报案，串通投标案是因为竞争对手的举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是因为公司报案，等等。理清楚案发原因是什么，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去争取化解这个社会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案件并非被害人报案引发的，但报案人的态度会影响案件结果，因此安抚报案人也很重要。

以笔者之前办理的一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为例。公司掌握了一定线索后到公安报案，公安机关对行贿人和受贿人同时采取强制措施，但公司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最多只能说受贿的行为也侵害到了公司的权益。这个案件，公安机关的态度也很明确，只有取得公司的谅解，他们才会考虑。公司的态度是，只要赔偿公司经济损失，就可以谅解，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退赃，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退赃，显然是要退给公安机关的。最后，笔者还是建议家属选择赔偿，获得公司谅解，争取取保候审。

二、争取被害人谅解

获得被害人谅解虽然不能减轻处罚，但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能够极大影响量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因此，被害人谅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被害人谅解的意义，不单单仅及于案件本身，也涉及办案人员的个人执业风险。案结事了，是每一个办案人员努力追求的办案效果。尤其是这几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极端案例，被害人一方表达严惩嫌疑人的强烈诉求，确实会给办案人员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获得被害人谅解，才能打消办案人员对嫌疑人、被告人从轻，甚至是免予刑事处罚的顾虑。

律师在争取被害人谅解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向、被告人一方讲清楚谅解的意义

律师要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讲清楚谅解的意义和作用，在他们充分了解并同意的前提下，再开展协商谅解的工作，以免自己的当事人对于被害人谅解这一情节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引发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矛盾。

（二）被害人谅解一定要真实、自愿

被害人谅解需要被害人本人同意，与被害人协商谅解事宜，首先应确定是被害人本人参与协商，做出谅解为被害人本人意思表示。如果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应有法定代表人在场陪同。同时，一定要向被害人讲清楚，是否做出谅解，完全是被害人自愿决定的，不能有任何强迫、威胁和引诱。

（三）律师接触被害人一定要慎重

律师接触被害人，优先考虑间接接触，其次再考虑直接接触。

优先考虑间接接触，意思是说律师首先应该考虑通过中间人接触被害人，因为被害人往往对被告人和律师都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尤其是第一次接触。这里所说的中间人，可以是承办案件的民警和检察官，可以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认识和信任的朋友，也可以是被害人的亲属。接触的对象，也不一定是被害人本人，可以从被害人的亲属开始接触。

直接接触被害人为辅，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可以直接接触被害人。笔者曾经办理过一个案件，被害人明确不见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点名只见律师，这时候律师就要站出来直接与被害人谈判。还有一些情况如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沟通能力不强，也需要律师直接介入协助家属协商谅解。

律师直接与被害人谈判，需要注意的是，律师最好首先征得办案机关的同意，之后才接触被害人。谈判的场地，如果办案机关愿意参与，最好选在派出所或检察院，以打消被害人的顾虑。理性、平和地接触被害人的同时，通过温馨提示或告知书等书面方式，记录工作的过程，合理规避风险。

（四）被害人谅解的取得可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死有余辜，请求重判”，这是很多被害人朴素的价值观，这也是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一个阻力。所以，获取被害人谅解可能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对此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个挪用资金案，前后与被害人谈了一年多时间，毫无进展。最后，被害人得了一场大病，不再执念于控告，才最终给出谅解。所以，律师要循序渐进，安抚好被害人的情绪，并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以促成谅解。

退一步来讲，经过多方努力，还是争取不到谅解的结果，作为辩护人也无愧于这个案件。同时，以书面的形式固定好协商的过程，做到即使争取不到谅解，也要让办案人员知道律师和家属在努力争取，可能也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适时退赃退赔

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退还被害人的财产，减轻犯罪的危害后果，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修复因犯罪而破坏社会关系，也可以缓解被害人的愤恨情绪，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化解。这是退赃退赔的意义所在。

那么退赃的时间点如何把握呢？一般来讲退赃退赔越早越好，但并不是绝对的。以笔者办理过的一个介绍卖淫案为例，嫌疑人介绍了三名男子去嫖娼，获利只有几百块钱，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后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退出赃款，加上自首情节，获得了相对不批捕的结果。

但是，有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甚至是侦查结束后，可能也无法明确非法所得的金额，就无法在侦查阶段退赃。有的案件，在法院阶段退赃，明显比在公安和检察院阶段退赃效果更好。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的退赃时间点，刑辩律师要根据具体的案件，以及当地的具体刑事政策来考量。

综上所述，“化解社会矛盾”在刑事辩护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刑事辩护律师要将“化解社会矛盾”贯穿在整个刑事辩护过程中，帮助办案人员解决“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实现有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