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司法解释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１９９７年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这样是否合理？

“衡量是否合理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从反腐败斗争的全局和全面部署来看，从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犯罪所作的全面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对记者说，“实际上，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严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并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对贪污、受贿起刑点的设置经历了从两千元到五千元再到《刑法修正案（九）》“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这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人均ＧＤＰ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４年增长了约６．２５倍，将五千元的起刑点进行适度的提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千到三万，似乎存在较大幅度提高。但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６年近二十年间，五千元的定罪数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让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也就是说认定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判什么刑，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情节。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并按相应的量刑档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