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远 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 公诉处检察官
我记得在大学学习到实证主义法学派时，老师都着重介绍意大利法学家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言下之意，这类人是难以改造的，只能肉体消灭了。
当时懵懂的我，几乎不会相信还有这样的理论。我一直以为所谓天生犯罪人，大体上就如三国时的魏延，天生反骨。可这回，我真的信了，天生犯罪人是存在的。
大连女童被害案，案发到现在已经三天了。随着媒体的对焦，越来越多的信息得以披露。蔡姓男童“前科”累累，多次在小区内尾随年轻女性，甚至有掀起别人的裙子的过分之举，其父母不去教育蔡童，反而和被害女子发生争吵。一味纵容之下，直至酿成惨剧。
未成年人犯罪，不能承受之重
案情回顾：
2019年10月20日下午，大连沙河口区的女童琪琪，上完美术补习班准备回家，途中遇到13岁的蔡某。蔡借口需要帮忙，将琪琪诱骗至家中。试图强奸琪琪，遭到琪琪奋力反抗。蔡恼羞成怒暴力殴打琪琪。
请注意蔡童体重已经接近140斤，堪比成年男性。琪琪在遭到重击之下，意识昏迷。蔡某唯恐事情败露，用尖刀猛戳琪琪，夺其性命，并抛尸灌木丛。
琪琪才10岁，人生刚刚起步，就被蔡某断送。而蔡某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启动刑事追究程序。
如此严重的犯罪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例，这不是第一起。
2016年广西一未成年人连杀三名儿童，为了逃脱警方追捕，先后步行或骑车，一路逃亡。
2016年6月13日，四川金川，13岁的方某为了抢一部手机，将23岁的女老师烧成重伤。
无有独偶，就在近日，媒体又报道，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某中学学生不满老师管教，居然用砖头击打班主任。从流露出的视频来看，十秒重击老师九下，砖砖致命。好在被其他同学拦阻，该老师没有成为砖下游魂。庆幸的是这个学生达到14周岁，刑事程序如期启动。
那么大连的琪琪呢，花样年纪殒命歹徒，而歹毒的蔡某不用坐牢，只是收容教养三年。对于未成年人不用坐牢，蔡某明知故犯。事后，从蔡某的朋友圈中可见一斑。13岁，成了免罪金牌。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行吗？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很震惊。这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而无法追究刑责的事情越来越多。
到底是谁之错？
强烈要求追责的呼声渐高，甚至有人说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未成年犯罪保护法（这一点需要澄清，犯罪问题规定在刑法里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但理性派的立场也非常鲜明，暂时不宜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理由如下：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基因，犯罪是人类社会属性的概念，而不是人类自然属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杀人犯罪不是自然之罪，而是社会之罪。既然是社会之罪，那么社会就有教育孩子的责任。
不能对孩子启动刑事程序。同时谁又来评估孩子的人身危险性呢？家家都有孩子，如果他们一旦被宣布为犯罪，那么……
这是一个贴标签的社会，一旦被贴上罪犯标签，他们后面的人生，该怎么办？
另一个常见理由是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缺乏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容易冲动。用刑法术语表述就是缺乏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所以一开始就不能将未成年人纳入刑事责任主体。综合考虑，刑法此采用了14周岁，作为绝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分水岭。
我还听过一种声音，如果将未成年人投入监狱，我们要新建多少监狱，耗费多少纳税人钱财。这似乎又是来自法律的经济分析。
有限下降刑事责任年龄，好不好？
作为社会人，我们时常游走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好不好，行不行，常常折磨地我们不知道该往左行还是右拐。
我试图回到刑法的本源：刑法的本源是什么？报复。我想一定是报复，是用一种国家体系的暴力取代私人复仇。通过规范化的刑罚体系，使得社会不会消弥在侵害和复仇中。
通过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出现严重罪行的时候，如果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那么当事人付出代价乃至严重代价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一旦这么顺理成章的诉求都不能满足，私人复仇就必然抬头。
大连琪琪案正是如此。在看某某头条下面的留言时，有一个自称被害人家属的人称：如果法律管不了，我们家人管。为的就是给琪琪一个公道。
姑且不论是否系被害人家人所发，至少反映了当下的一种态度。这条信息点赞量颇高。说明了朴素的正义观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14周岁不是个魔咒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不如成年人能控制自己，这是一个生理现象。但14周岁只是一个立法技术。我们的刑法修订于1997年，已经22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发生很大变化。
现在的14周岁孩子的心智水平都接近过去的16岁，甚至更高。民法总则都将相对民事行为能力调整至8岁。刑法还有什么理由如此矜持。你看蔡某才多大的娃，对异性产生不可遏制的冲动。
同小区的一个女子在网上发帖称，如果不是当天家里有朋友和她的宠物狗，被奸杀的就是自己。在事前和事后，蔡某还和被害人家属搭讪，心理素质堪比成年人，这样的心智足够成熟。也许有人说，我只以蔡某为个案，缺乏大数据分析。这一点我不否认，下面我们再聊。
（2）社会责任，等于人人无责
教育，既是阻却贫穷的有效武器，也是防范犯罪的天然鸿沟。
但教育绝不单单是学校的事。把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推给社会，那么等于学校、家庭乃至社区都要背锅。说好的刑责自负呢？既然行为人用自己的犯罪行为向国家发出要约，凭啥要其他主体承担刑罚的承诺。
再说社会主体那么多，谁去承担这个责任？怎么承担这个责任。总不能让校长去坐牢。说到底，所谓社会责任就是没有人为此买单。社会各方面只有在犯罪行为发生前的教育和阻止的责任罢了。
（3）刑法的主要功能就是报复
体系化的国家报复取代了私人复仇。但国家应当发动刑罚权而不能发动时，要么是这个社会错了，要么是法律错了。有人说，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动不动施用刑罚，会造成累犯、再犯。
我就纳闷了，我们查处的不少犯罪都是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盗窃犯罪，再次犯罪率极高，为何不对这类犯罪轻缓化或者出罪化。
蔡某杀人和盗窃，哪个对法益的伤害更大。不要动不动就谈教育和感化，如果能教育和感化，就不会酿成今天的恶果。
我一直坚信，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其他法律都不能搞定，刑法再不出手，这个保障法就成了庙里的金刚，样子唬人罢了。刑法不应承担过多的教育职能。
（4）刑法的谦抑性还是要有的
从我接触刑法开始，听得最多就是刑法需要谦抑。张明楷老师说，谦抑是针对刑事立法，而不是刑事司法。针对未成年人，也不是能犯下刑罚规定的所有之罪，对其最大限度的保护（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每个国家的义务。
因此，能不能将极其严重的罪行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事实上，我们的刑法已经对八大严重罪行，规定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这里是不是有必要再度适当调整。
琪琪的悲剧不是第一例，但希望是最后一例。
让法律的归法律，教育的归教育。
对待天生犯罪人，刑法不应缺位！
发表评论